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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天内做了5次毛发毒检，做出3次阴性和2次阳性的结果，来自江苏的张先生为了证明自己没吸毒，在这条“证明”的路上已走了快两年，仍没讨回个说法。

男子去上海见网友途中，被警察带走做毒检

张先生今年38岁，来自江苏睢宁。此前，他在南京一家公司上班。两年前，因见网友途中被警察带走而改变了生活轨迹。

张先生告诉华商报大风新闻记者，2023年3月份，他在社交软件上被一男子添加为好友。经过几天的聊天，同年4月7日，张先生在对方的邀请下，前往上海见面。

“我是当天下午下班后坐上车的，顺风车是对方给叫的，于晚上11点多到达上海市奉贤区新建东路562号。”张先生回忆说，按照网友所说的门牌号，他进到单元门里，准备上至网友约定的5楼，刚到一到二楼的转角处，身后和前面突然围上来四五个男的，“他们说是警察，我当时是懵的，脑子里想了好半天，也没想出自己犯过什么事。”

奉浦派出所

“在抓捕现场，他们没说抓我的原因，就让我跟他们去所里一趟。”张先生说，在他被带往上海市公安局奉贤分局奉浦派出所的路上，身侧的民警问他来上海干什么，他说是见网友，被带到派出所开始做笔录时，民警问他是否吸过毒，他如实说出，曾于2017年11月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吸过一口。

次日（2023年4月8日），张先生被带到一家司法鉴定所做毛发毒检，他回忆说，当时共被采集了两份毛发样本，分别标记为A份和B份，过了好几个小时后，在他的再三追问下，民警才告知他结果呈阳性，但未给他出示鉴定机构的检测凭证，只是在一张空白的A纸上打出来这么一个结果。

鉴定通知书

张先生说，警察让他在《鉴定意见书》上签下“无异议”，不签不让出来。

张先生提供的上海市公安局奉贤分局出具的“鉴定意见通知书”显示，公安奉贤分局聘请有关人员，对张先生毛发进行鉴定，送检头发总长约3cm，其中检出甲基苯丙胺成分。

也就是说，该结果确认张先生近期吸食冰毒了。

张先生怎么也不相信这个结果，他说，曾经被朋友骗着吸了一口水烟的经历，让他再也不敢碰毒品：2017年11月，朋友劝他尝一口水烟，他就吸了一口，第二天就被警察找上，并做出了阳性的检测结果，他才知道那个水烟是毒品。之后他被责令接受社区戒毒3年。3年时间里每年定时回老家接受数次检测，3年结束后，每年还会被不定期的抽检。

2022年4月份，因为疫情原因，张先生说老家那边的派出所要抽检他，他当时无法回去，老家那边委托他的暂住地南京公安给他做了检测，结果都是阴性。“过去这么多年了，它咋能检出阳性来呢？”

10天5次毛发毒检，结果为2次阳性3次阴性

对于奉浦派出所检测出的阳性结果，张先生不认可，再三要求重新检测，但被告知，只有接受了行政处罚后，才能申请复检，否则无法离开派出所。

张先生写下的认罪模板

张先生手上拿的这张纸是派出所民警给他写下的认罪模板，当时对方把这张纸扔了，他偷偷捡起来带出来的。

“办案民警甚至给我写下认罪模板，让我按照模板写，给我捏造的曾于2022年12月某日23时，在南京市玄武区某酒吧内有过1次吸食冰毒的行为，并在警方的笔录等内容上写下了‘无异议’的签字签名。”张先生说，当时对方将认罪模板扔到垃圾筒旁边，他趁对方没注意捡起偷带出来，想着这可以作为关键性证据。

而对于此次被抓，张先生说，他在派出所里，认出了和他视频聊过天的网友就是其中一名办案民警，他在接受讯问的时候，不止一次质问过对方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但对方都不承认。

2023年4月8日晚，张先生从派出所出来后，当即就联系律师，在律师的帮助下，他通过亲自送达和邮寄的方式，向奉浦路派出所递交了复检申请，同时向奉贤区行政复议局邮寄了一份。但发出的申请均无回应。

张先生自己找了几家鉴定机构，发现机构要有公检法等部门的委托才给鉴定，后来在律师的帮助下，找到连云港市公安局禁毒支队，该支队对张先生的毛发进行了检测，且同一份检材检了3次，结果为一阳两阴。（2023年）4月17日出具的两份检测单上显示，甲基安非他明（甲基苯丙胺）检测结果为阴性。张先生说做出的那份阳性报告他不认可，所以也没要检测单。

2023年4月17日的检测结果

因上海奉贤警方责令张先生社区戒毒3年，张先生需再次前往老家睢宁县的派出所接受检测。2023年4月18日，张先生回到老家做尿液、毛发检测，所检甲基苯丙胺结果仍然为阴性。

2023年4月18日，张先生回到老家做尿液、毛发检测的结果仍未阴性

就张先生在连云港的阳性结果如何，2025年12月6日，记者联系到曾受理张先生检测的工作人员，对方介绍说，当时厂家将检测仪器放到禁毒支队来使用，还未正式被购买。虽然接受了张先生的检测，但因为没有全程录音录像，当时就给他本人说了，结果只能作为参考。工作人员说：“张先生的头发是快递来的，我们一共做了三次，每次检三个项目，分别是吗啡、氯胺酮和甲基安非他明（甲基苯丙胺）。第一次检出其中一项是阳性，具体哪个项目不记得了，这个结果张先生不认可，就没给他发检测单，他坚称自己没吸毒，要求多检几次，于是，同一份检材，我们又给检测了两次，后面两次都是阴性。后来我们建议他再去其他地方检测。”

状告公安，提出的质疑均因证据不足而败诉

随后，张先生向上海市奉贤区政府提出行政复议，要求奉浦路派出所对毛发进行复检，奉浦路派出所未应允，于是张先生向复议机关申请复议，请求撤销该派出所作出的《社区戒毒决定书》。

2023年6月7日，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政府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，认为张先生对鉴定结果无异议，并当场签收了《社区戒毒决定书》，认为警方对其作出的社区戒毒三年的处理决定事实清楚，维持了上海奉贤警方作出的涉案《社区戒毒决定书》。

张先生不服，于同年7月向上海市闵行区法院提起诉讼，状告上海市公安局奉贤分局和作出《行政复议决定书》的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政府，要求撤销《社区戒毒决定书》。

上海市闵行区法院开庭审理时，张先生和律师现场指认了出庭民警张某某，也就是张先生所说的约他见面的网友，他和律师当庭向法官提出两个鉴定申请，一个对他同张某某聊天时、对方发来的语音做声纹鉴定；另一个请求对张某某办案时写下认罪模板上的字做笔迹鉴定，以此证明该警察利用网友身份、在网络中精准的找到他这名曾有吸毒史的人前往上海并抓获，继而又捏造事实诬陷他。但他的请求未被允许，理由是缺少证据。

华商报大风新闻记者从该案一审行政判决书上看到，闵行区法院认为，张先生主张上海市公安局奉贤分局在执法过程中存在威逼利诱、钓鱼执法等意见，因缺少相关证据予以佐证，法院不予采纳。

此外，法院认为，张先生在收到《鉴定意见通知书》及毛发样本司法鉴定意见复印件后，知晓重新鉴定申请相关事项，但表示无异议，在奉贤公安作出《戒毒决定书》后又申请重新鉴定缺乏相关依据，奉贤公安对此未予处理及所作说明并无不当……

此后，张先生上诉至上海第一中院、上海高院，均维持原判。期间，他向法院申请调取他在老家接受检测结果的证据，法院以“无事实必要，不予支持”为由，仍未被允。

张先生又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。2025年7月18日，最高法认为，张先生单独对吸毒检测行为申请行政复议，并进而对行政复议决定提起行政诉讼，没有法律依据。所以对其提出的再审请求不予支持。

涉事警方：会向上级请示询问复检渠道

12月8日下午2时，记者联系了涉事警方——上海市奉浦路派出所。相关负责人介绍说，做毛发毒检，是需要有严格的操作步骤的，当事人张先生怀疑毛发在检测机构混淆的可能性几乎没有，因为都是当时剪下头发后就进行检测的。对于张先生一直对结果持有怀疑态度，并要求对留存的毛发申请复检的渠道，他表示请示上级后，看看哪个部门能够回答该问题。截止发稿前，记者未收到相关答复。

业内人士：如若仅以检测结果处罚，有些牵强

因为5次检测，结果2份阳性3份阴性，张先生更加对上海警方委托第三方作出的鉴定结果存疑。“他们仅凭一份我质疑的检测结果就处理我，难道他们没有法制部门把关吗？”

张先生被警方询问的笔录显示，张先生是于2022年12月的某一天23时，在南京市玄武区一酒吧内吸食冰毒。张先生说这个很可笑，“2022年底新冠疫情刚解封，即使有酒吧营业的，那我去了总有消费记录吧，我与哪些人去的，消费了多少，他们为什么不去查？难道他们不应该去查吗？证据呢？”

记者采访了部分公安一线的缉毒民警。据介绍，容留吸毒、介绍吸毒、以及贩卖毒品等属于刑事案件，而吸毒行为归属行政案件，他们在办理此类案件时，如果是现场抓获的，会锁定现场的证据，时间、地点、参与吸毒人员，除了口供还需要证据；如果是事后检测出阳性，只能确认近期有吸毒行为。以张先生为例，他的笔录里体现出曾在南京某酒吧吸食冰毒，那就需明确是哪家酒吧，是要前往酒吧调取证据，以及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……其实就是要有相关的佐证来支持，最终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。

一名缉毒民警说，毛发检测与传统的唾液、血液、尿液检测方式相比，虽然能够追溯长达半年的吸毒痕迹，但如若仅凭一张检测单就处罚，是有些牵强。

记者咨询了一家司法鉴定机构，负责检测毛发毒检的工作人员介绍说，一般会提取被鉴定人的三份毛发，有些地方是两份，分为A份和B份，A份为快检使用，B份为存档。提取3份检材的，一份作为快检，一份作为实验室检材，最后一份存档。其介绍说，存档的那份作为有些要复检时使用，复检是有申请渠道的，只是这个需要省一级的公安机关批准才行。

律师：可向警方提涉案鉴定毛发的异议申请

陕西恒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、知名公益律师赵良善认为：对警方的行为提起行政诉讼是有限制的，并非全部的警方行为都可被提起行政诉讼。张先生败诉的核心在于，其申请行政复议的“奉贤分局未回复检测及复检请求”，属于公安机关作出《社区戒毒决定书》前的过程性行为——该类行为仅为最终行政行为的准备环节，无独立法律效力，不具备可诉性，因此无法通过复议或诉讼单独主张权利。若对检测结果有异议，法律已赋予当事人的复检权利，在复检中完全可以满足当事人的诉求，所以法律也就不再支持当事人通过行政诉讼实现其目的，不然，将浪费司法资源和造成当事人诉累。

鉴于张先生检测5次产生过3次阴性鉴定结果，那么不排除警方委托鉴定的鉴材毛发并非张先生本人的可能性。

因此，张先生可向警方提出涉案鉴定毛发非本人的异议申请，比如可申请调取警方采集毛发时的笔录、影像资料，若能证明采集流程无记录、样本标记混乱等，可质疑样本关联性；与此同时，可申请对留存的涉案毛发样本做DNA比对，以此证实样本是否系其本人。

赵良善解释，若后续能取得毛发非本人的DNA比对报告、原鉴定机构存在违规鉴定的材料等，可凭新证据再次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，主张推翻原生效判决，进而维护其合法权益。

赵良善介绍，依据《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》第九十七条规定，若公安机关将此次阳性鉴定意见作为证据使用，并把鉴定意见复印件送达给了张先生，张先生只要对该鉴定意见有异议，就可在收到复印件之日起3日内申请重新鉴定，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批准后，进行重新鉴定。且若该鉴定存在鉴定程序违法、依据不足等第九十八条规定的情形，还应当进行重新鉴定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本案中，10天内做了5次毛发毒检，分别做出3次阴性和2次阳性的结果，张先生有正当理由申请重新鉴定。

华商报大风新闻记者 苗巧颖 编辑 赵瑞利