科学圆桌会·趣谈2025|古人类学家：“我们从哪里来”之问有了新答案

每天，对于进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科研楼的人来说，都有个固定“刷脸”程序。人脸识别系统在辨识面部特征后，就会放行。这一幕与这座楼里夜以继日开展的工作，有异曲同工之趣：破译人类的信息密码。

我们的祖先到底是谁？他们如何生产生活？科学工作者就是从东鳞西爪的遗存中，依靠特有的独门绝技解读先人的信息，回答大众关切的问题。

2025年即将过去，对于古人类学家们，又是一个丰收年！笔者在此盘点相关学术成果之一二，以飨读者，也借此缅怀早已逝去的祖先们。

“龙人”是谁？

“龙人”基因的提取与破译是本年度该领域的亮点成果。

数年前，一个近乎完整的古人类头骨面世，据说该化石在90多年前出土于黑龙江哈尔滨附近，被命名为“龙人”（Homo longi）。通过对该化石上的次生碳酸盐晶体的铀系测年，得知该个体的生存时代不晚于距今14.6万年。

“龙人”属于哪个古人群？处于怎样的演化阶段？是否如其名字所暗示的那样为我们的祖先？一时众说纷纭。

“龙人”的形态及其遗传属性与年代（付巧妹供图）

我的同事付巧妹带领的团队克服重重困难，从遗传学的角度揭开了“龙人”的神秘面纱。

他们从该头骨中提取到古蛋白信息，又从牙结石里提取到微量古DNA，从而得到迄今最高质量的古人类蛋白组数据，以及该个体的线粒体DNA。这其中的技术难度，可以想象为从石头中提取有机物残存。最终，他们发现“龙人”属于早前被发现的、曾生活在欧亚的一支古人群——丹尼索瓦人（简称“丹人”）。

“丹人”本身就很神秘。2010年，通过对出自西伯利亚丹尼索瓦洞的一小块指骨的遗传分析，这个新“人种”才被世人所知。其后，该人群的更多化石材料陆续被发现，但都是残破的骨骼和牙齿，阻碍了对该人群形态及其演化过程的认知。

正是通过对面部特征完整的“龙人”身份的辨识，“丹人”终于露出了真容！

但“龙人”也引发了新的科学问题：“龙人”所属的丹尼索瓦人，在旧石器时代中晚期曾广泛分布于东亚。他们与其他古人群有怎样的互动，是否是东亚人群的祖先成员之一？

这就需要知晓一个背景知识：直立行走的人类已有约700万年的历史，在华夏大地也生存繁衍了200多万年。我们的远古祖先，被研究者冠以“元谋人”“蓝田人”“郧县人”“北京人”“马坝人”“山顶洞人”等称谓。近些年，随着新化石的发现和研究，东方古人群中又增加了“尼安德特人”“丹尼索瓦人”“华龙洞人”“龙人”等成员。

他们具有怎样的血缘与演化关系？谁是我们的真正祖先？“龙人”的横空出世，就像在这块复杂拼图上又添上了缺失的一笔。未来，随着科学家努力解析他们的身份密码，很多谜团可望真相大白。

远古人类吃什么？

复杂工具的制作与使用，是人类和其他动物分道扬镳的重要标志。旧石器时代的工具主要是石器，食物残存主要是动物的碎骨。但一项新的发现，使人们脑洞大开。

在云南江川甘棠箐遗址，35件保存完好、约30万年前的木器，伴生出土大量石器、骨角器、动物化石和植物种子，成为一项具有重大突破意义的考古发现和多学科研究成果。

甘棠箐遗址出土木器表面的加工痕迹（高星供图）

2025年7月4日，《科学》在线发表了由笔者和刘建辉、李波等撰写的题为《中国西南甘棠箐遗址30万年前的木器》的论文，首次全面揭秘远古“盘中餐”的秘密——

这些木器主要用松木制作，宏观和显微观察发现：一些标本存在因砍枝削尖而留下的削刮痕，尖端发生因使用而产生的磨光条痕和断裂破损。这些痕迹出现在特定部位并具有方向性，是人类加工与使用的证据。

一些木器尖端保留土壤残留物，包含植物淀粉粒，证明木器的主要功能是挖掘地下植物食材。研究团队还用实验模拟，成功复原了用石器加工木器并用来挖掘植物根茎的过程，对这批木器的性质和功能提供了辅证。

这说明，当时的人们不仅拥有石器，还用竹、木和骨、角、蚌等材料制作工具，种类非常丰富。这一结论改写了学界对旧石器时代人类技术能力与生存方式的认识。

此外，用于挖掘的木器和大量植物种子、动物骨骼的发现，展现远古“盘中餐”里广谱食材的种类，全面揭秘古人类的经济状态。

原来，旧石器时代的先民不仅狩猎，还从事采集活动。现代人视为健康秘诀的“荤素搭配”营养结构，其实早已深藏远古先人的生存智慧里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每个考古新发现，都是运气加上努力的结果。比如，得益于饱水、缺氧、稳定的埋藏环境和快速埋藏条件，这个遗址才保存了大量有机质材料。但要证明这些木器是人类制作和使用的工具、以及确定遗址年代，才是最大挑战。

为此，课题组开展了材质分析、痕迹分析、残留物分析和实验模拟等专项研究，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。在遗址超出考古界常用的碳十四技术测年范围的情况下，考古队采用种种交叉测年手段和数据检验，确定古人类在遗址活动的时间为距今36到25万年间。

民以食为天。远古人类还有什么工具？它们能给远古餐桌带来什么？考古学家们还在不断探索。

我们的祖先如何过冬？

旧石器时代人类是否穿衣？答案是肯定的。但衣物会降解消失，很难找到直接证据。

近日，《考古科学》发表了一篇题为“在规范的工具之外: 水洞沟第12地点的权宜骨器如何影响越冬者的生存策略”的论文，独辟蹊径，为古人类的衣饰提供了间接证据。

在银川附近的水洞沟遗址第12地点，出土了46件容易被忽略的小型打制骨器。张双权和笔者主持的科研团队系统分析了它们，揭开了生活于鄂尔多斯高原的古人群适应生存的神秘面纱。

水洞沟第12地点出土的部分权宜骨器（张双权供图）

这批骨器距今1万多年，以普氏原羚的股骨为主要原料。研究者提取标本的表面痕迹信息，包括磨圆、抛光、微划痕分布与方向性等，结果显示这批骨器的磨损特征与用于加工兽皮的实验样本高度一致，表明它们是处理兽皮的工具。

兽皮处理，是过冬准备活动的核心环节，对于制作御寒衣物、营建居住设施覆盖物或储藏食物有重要意义。结合此前该遗址出土的骨针、骨锥、梭形器等工具，生活在该地点的古人群能制衣御寒、织网捕鸟，证据确凿。

研究进一步表明，这批骨器更小型化，对易破损的小型动物薄皮而言，是更精细、可控的专业加工方式。由于简便、易制作，它们在规模化处理兽皮的活动中，也更具效率优势，并非“随便用用”的临时选择。

此外，少量骨器上，还具备与禾本科植物和木材加工相关的表面纹理特征。这些纹理特征揭示，当时的人群拥有一套成熟的资源优化策略，同步进行多类资源准备，用以改善营地居住条件、储备燃料或制作简单器具，以应对即将到来的严冬。

这使我们得以窥见生活在旧-新石器时代之交的“水洞沟人”生存繁衍的鲜活场景。他们以专门化的工具组合、多样化的资源储备、精心策划的行为方略，来适应环境、延续种群。文明的种子，已在这里埋藏和孕育。

很少有人知道，旧石器时代占到人类历史的99%。破译他们留下的密码，书写尘封土裹的远古故事，满足人们对远古的好奇心，这让我永远乐在其中。（作者系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，旧石器时代人类演化与遗传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主任高星）